全州桥渡谢氏自清代中叶的“庭”字辈以后,便与进士无缘了,后人似乎不敢望其“二谢”(谢良琦、谢济世)项背。尽管当过吉州牧的谢庭瑜退休还乡后,在大湾岭苦心建藏书楼,以期振兴族辈,但只出了几位举人。才湾村蒋氏自“良”字辈以后,也鲜有人才出。龙水村蒋氏人才之出则要悠长一些。
清嘉庆、道光之后,全州也出过一些人才,如名士、北京顺天府尹蒋琦龄,晚清名御史赵炳林等,但就整体素质而言,已经开始衰落了。其原因概而言之是,晚清乃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末世。首先是外族入侵,弄得国势日衰,社会性质改体,西方文化随之而来。其次是内战造成的土地关系变化,经济基础的破坏。再次是封闭的农业经济解体,使得与儒学相依的士大夫在中西交冲下,一代一代的变异。纵观蒋、谢二族的人文衰落,可知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哀以及社会解体的必然。
吸鸦片、好赌对中国农村的破坏
1840年,那场奇耻大辱的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众所周知,不必赘言。以广西而言,受其破坏,则应列为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鸦片战争后,因广西紧邻广东,广东则为西方列强势力最早到达地区,列强借广东买办商人之手,溯西江经梧州,首先是源源不断向广西输入商品及鸦片。全州农村吸鸦片者无户不有,男子中甚至十占六七。据《全县志》载:清末、民国之初,“城市乡村,无不有销售鸦片之所。于是,嗜好成癖者益众”。穷人如此,富人亦然。一些大户人家过去富甲一方,园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后因子孙吸鸦片,功名又上不去,只好卖田卖地,变卖玉器、古董、家具,以至家族衰败。
继之则是赌博成风。县志载:“往昔防城经费,就赌博征收,县城及各市场,靡不演剧聚赌,趋之如云,孤注一掷,不惜千金,喝雉呼卢,夜以继日,相习成风,莫可挽救。”晚清名御史赵炳麟,于光绪三十一年丁忧回到家乡,见到由于政府参与抽收赌饷,开放赌禁,全州赌博成风,在他致广西当局《请禁全州赌博》的信中,把农村的赌况,描绘得淋漓尽致:“民以赌为事,父不能管其子,兄不能约其弟,几乎四民皆失正业。”全州“开场演剧,聚赌抽规,所在皆是。虽差役查至其地,大抵得数十元即缄默而返;团练局练勇更私收赌规,肆无忌惮”,以至恭城、平乐等地的赌徒,也赶到全州参赌。如果不严加禁止,不仅民利日蹙,且匪类潜藏。他建议地方当局派人严查,“遇有唱赌调、演赌戏者,立即拿办,倘差役、练勇受规放纵,一经举发,按律惩治”。
由此,农村之自然经济始受到破坏,民众日益贫困破产,士大夫家庭逐步没落,社会灾难更加深重。全州名门望族的读书人,不仅为接踵而来的外患而忧,他们依附在那个社会的家庭,其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名门望族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思有所作为。如龙水蒋氏,他们的后人已经受到“实业救国”和洋务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实业了。曾任过工部都水司主事襄办的蒋实英,就总办过机器制造局。光绪二十八年回到广西,开办过广西富强工艺局,历充桂(林)全(州)铁路总局会办,广西农务总会,广西农林试验场总经理。但是,虽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压榨之下,民族工业的生存谈何容易,因此,他们无法展其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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