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桂走廊考古发现琐记 - 全州网

      湘桂走廊是长江水系湘桂上游与珠江水系漓江上游最接近的地段，是中原内地通往岭南最便捷的孔道。这里很早就有人类劳动，生息。大约距今9000年前已开始了原始牲畜饲养和水稻种植，大约距今3000年前进入青铜时代，距今2300年前，一部分已纳入楚国版图，到公元前3世纪晚期，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进军岭南，就从这时打开岭南的大门。自此以后，中央王朝在这里设郡立县，直接统治，湘桂走廊的经济、政治、文化纳入全国统一范畴，逐渐与内地一致。中原文化也借助这条通道，走出国门，与东南亚各国交往，既扩大它的影响，又吸纳更广泛的外来优秀文化。
       本文是对湘桂走廊考古发现的简略陈述，提供给研究桂北文化现象历史渊源以参考。
      一、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4000年）
       到目前为止，在湘桂走廊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是桂林附近的洞穴遗址。桂林市南郊李家塘村庙山南麓的庙岩遗址，发现椭圆形烧坑1个，人骨2具，出土打制石器40余件，骨器20余件，蚌器和夹砂陶片数件。经C14年代测定，距今1万~1.5万年。桂林南郊独山角麓的甑皮岩遗址，发现经过长期烧烤的贺形火塘和储藏杂物的椭圆形灰坑。在文化层中发现密集埋葬的人骨架，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包括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牙齿、骨骼。埋葬方式采用头顶向上，曲肢蹲坐之势。经C14年代测定，距今7500~9000年，当时的人已会饲养猪，会烧制陶器，这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
      在距今7000~4000年前，在湘桂、灌江、漓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坡上已陆续有人居住。他们用横截而呈长方形的石斧、石锛进行农耕，制造绳纹夹砂陶器，有的聚落人口较多。仅从19 65年~1966年的调查，在灌阳沿灌江流域就有26处，在全州的建江两岸有13处，兴安的漠川两岸有11处。这些遗址一般前临江、后靠山，附近有广阔的田野和低矮的山陵作依托，既适于农耕，又可就近狩猎和采集，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全州县才湾乡万乡河北岸有1处卢家桥遗址，保留文化层0.5米，出土石斧、石锛、石刀、石镞、陶纺轮和大量陶片。石器磨制得相当精致，其三棱石镞，通体磨光，铤呈现圆锥形；石刀、石斧也极光滑圆润。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址在全州县安和乡建江东岸的显文塘也发现1处，出土梯形石锛通体精磨，棱角线十分整齐，左上角有对穿孔，偏身石镞，双面刃，在铤部有对穿孔，很精致。在建江上游西岸的麻市马路口也采集到长方扁平的穿孔石铖。
       灌阳的原始文化遗址以水车乡夏云村附近的五马山遗址为代表，这个遗址因为取土打砖而发现，1977年发掘200平方米，发现圆形灰坑和布局密集的柱洞，说明是当时居住遗址。出土石器、陶片。石器有的通体磨光，有的只磨刃口，除一般长条形石骨、石锛、石凿之外，还有石杵、石镞、石球、石环。石斧有的穿孔，石镞有三棱形的，有方柱形的，也有扁叶形的，后部都有铤，是很好的狩猎工具。陶器有的很粗，羼和碎方解石，有的则较细。可辨器形有釜、罐之类，都是侈口溜肩的圆底器。有7件饰竹节纹的泥质灰陶豆把，几件扁平如饼的陶纺轮，有中原内地的文化色彩。
1997年12月在资源县延东乡资江上游的晓锦村也发现1处原始文化遗址，已发现柱洞，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矛，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有红陶、灰陶和黑陶，能辨器形有纺轮、鼎足、罐、釜等，部分陶器有红色陶衣，与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类形有相似之处。
      二、先秦时期（距今3000~2200年）
       在湘桂走廊曾零星发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1977年在兴安出土1件铜卣，盖已失，提梁作陶索形，置于左右脊上，器身两面饰浮雕式兽面纹，器底内有阴到“天父乙”三字铭文。造型、纹饰和铭文风格，都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推测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976年在灌阳县红旗公社仁江大队钟山发现1件铜铙，干上饰乳钉纹和窃曲纹，钲周边饰圈中有小点的圈带纹，杖短而尖，篆间饰勾边雷纹，和湖南出土的有杖大铙十分相似，属南方铜铙发展序列中的晚期类型，年代约当西周早期。在灌阳新街发现1件铜戈，援作三角形，中脊起，断面呈菱形，中脊靠内有圆形穿孔，内作长方形。援两面饰对称的夔凤纹和斜角云雷纹。这种铜戈和中原西周铜戈属同一类型，也接近四川出土的西周初期蜀式戈。上所见夔凤纹具有早期楚器的装饰作风，可定为西周时期。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除了零星发现之外，还有随贵族墓葬的成批出土。如恭城县嘉会乡秧家街金堆桥在1971年冬筑路就发现1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鼎、尊、钟、戈、戈、铖、剑、镞、斧、凿、柱形器等青铜器33件，包括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和葬具等。这些铜器明显的分成两种风格，一种如大鼎、、尊、钟、戈、铖、凿等，与中原内地春秋时代铜器相同或相似，特别是与楚式铜器接近；另一种如浅腹鼎、靴形铖、短剑、柱形器等，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的墓葬在灌阳和兴安都曾发现过几处，这些墓葬都是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深腹圜底蹄足鼎，细颈圆腹圜底绳纹罐等陶器。圆首圆茎上有二道凸箍的长铜剑，各方面与湖南的楚墓基本相同，说明楚的势力已深入湘桂走廊。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1件楚杯王时期的鄂君启金节，这件金节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亲族鄂君启的符节，是一种通行凭证。符节记述了楚国当时的水陆交通主要沿线，其中有“自鄂往……上江、内湘、庚喋，庚阳"句，所谓“上江，内湘，庚喋，庚阳”，就是沿长江南行，进入湘江，经过喋，经过兆阳。从行文看，喋和兆阳都是湘江沿岸的城邑关戍所在地的地名。而从方位推断，兆阳很可能就是后来《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零陵郡下的“洮阳”县。郦道元《水经注》说，湘水“又东北过洮阳县东”，说明洮阳在湘水边。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洮阳废县，（全）州北三十五里，汉置县，以洮水经其南而名。”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3幅帛书地图，其中一幅是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图的右下角在县级单位标志的方框内标有“桃阳”二字，而这个方位正好在今全州县西北、湘江西岸，与《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汉代洮阳县的位置相合。可见桃、洮二字是通假的。由此类推，鄂君启金节上的“兆阳丞印”，看来逃、洮也应与后来的桃阳、逃阳、洮阳相通。既然楚怀王时代楚国鄂君的舟船可以通过洮阳，说明洮阳已是楚国的城邑关戍所在，附近必定是楚国直接辖的范围，楚国的版图无疑已向南越过洮阳进入湘江上游，其实际控制地盘当会更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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