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时期到现在，在全州县文桥镇流传着一句民谣，民谣的内容是：“邓家的顶子，易家的银子，廖家的谷子。”这句话概括了古时候文桥镇三个大村子的基本特征。它的意思是邓家村取得功名的人很多，做官的人很多；易家村的人善于经商，很会赚钱，大多数人家有大把大把的银子；廖家村的人田地多，生产出来的粮食多得吃不完。在封建时代，人们崇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信条，基于这一观念，因而，邓家村在文桥三个村子里名声最著。
据邓家村邓氏家谱记载，该村始祖明钦公于宋庆历六年（1046年）在邓家开埠立基，距今已近千年。邓家村现分为新村、左村和右村三个村子，三个村子的村民均为始祖明钦公邓朝恩的后裔。至清代时，邓家村正式分为四房，新村村民为邓缘威的后代；左村村民为邓缘烈的子孙；右村村民则为邓缘德、邓缘兴的香火，每村均有家谱，各房各属都建有祠堂。
人物与故事
翻开新村邓氏家谱，邓氏先人中就有三十多人考中举人，三人中过进士。其中，村人邓惟高于大明崇祯年间中会试一百零九名进士。官阶最高者乃村人邓承券，承券公当过长沙府知府、湖南副使督粮兼军道勤王有功、太仆寺卿（从三品，相当于副部级）等职。
新村邓增光说，邓氏先人对邓承券的传说较多。据说，邓承券做地方官时，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得到了内阁正直大臣的肯定，同时，也为一些奸臣所嫉恨。因而奸臣向皇帝进言，说邓承券是如何如何的贤能，结果邓承券由地方调入中央，担任太仆寺卿。这个职位对武将来说，那可是无上荣光，因为太仆寺主管全国马政，古时打仗马是一项重要指标，太仆寺卿是太仆寺的最高长官，皇帝参加重大典礼时，太仆寺卿要亲自给皇帝驾车，可见，这确实是个耀眼的职位。问题就出在邓承券是文人出身，担任这一职务就显得捉襟见肘。可邓承券有股不服输的劲头，通过长时间的努力，硬是把马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奸臣一看这一损招落了空，就时刻在皇帝面前进谗言，皇帝念他忠心耿耿，不忍加害，让邓承券致仕。邓承券归隐后，把跟随自己多年的随从人员安排妥当，给了他们一些银两，叫他们做点正当生意。可是世道艰难，生意并不好做，随从们一合计就上山做了“山大王”。不久，这事传到了京城，奸臣们认为除去邓承券的机会来了，就向皇帝进言，说让邓承券去剿匪是最合适的。邓承券圣命难违，带兵进剿山匪。山匪听到恩公带兵进剿，他们并没有忘记邓承券当年对他们的一片情义，最后卸甲逃命，归隐田园。就这样邓承券顺利地完成了进剿任务。
在邓家三村中，左村在明代时有一个人的名气不逊色于邓承券。他叫邓震甲，中过大明崇祯壬午科乡试第四十三名举人，当过江西吉安府卢陵县教谕、湖广长沙府教谕、安化县尹，后因藩王兵变而归，隐居邓家村。后来，朝廷多次催其复职，邓震甲想避祸，想出一计，在家扎灵堂，葬衣冠冢，只身偷偷逃往兴安县严关白竹铺改姓埋名，邓震甲把自己的姓改为登姓，其义有二：一是仍不忘自己是邓姓后人；二是为避祸。因为邓字的繁体写法是“登”字加一双耳旁，把“邓”姓改为“登”姓后，音相同、字相近而已。听邓家村人说，现兴安县严关白竹铺登姓村民就是邓震甲的后裔。
据邓震甲的十一世孙邓应兆说，邓震甲精通易学。曾纂辑易经注释一部，邓震甲的后人把其当作传家宝流传下来，每逢祭祀，后人把易经注释一书供于桌上，焚香叩拜，不忘先人学问卓著之功。邓氏后人有一规定，族人把这一易经注释书籍轮流保管、传阅。上世纪六十年代，此书传到族人邓萸香的手里，但他没有认识到此书的学术价值，竟然把书打成纸钱挂在猪圈上祭祀神灵、驱除鬼怪以保四季平安、六畜兴旺。当族人发现这一情况时，为时已晚，易经注释书籍所剩无几！
邓家左村能人辈出，与族中对读书人有激励措施有关。邓应兆说，邓震甲为激励族人发奋读书，在村边岭子头拿出四亩田作为学田。何为学田？就是在科举考试中，族人中只要有人考中秀才、举人等功名者，这四亩学田就归得中者来种，一人得中就归一人来种，两人得中就由两人来种，依次类推。这一举措有力地激发了邓姓后人求取功名的斗志。左村中邓昇平是清朝末年最后一名得中秀才的读书人，自他取得功名到取消科举考试后，再无人取得功名，因而邓昇平把这四亩学田种到离开人世为止。
文化留韵
从邓家新村、左村的两部家谱抄写者的抄写功夫可以看出，邓家人的书法根基相当扎实，新村邓氏家谱的抄写者为邓天禄，举人出身，做过湖广茶陵知州和云南武定府同知（正五品），他的字功底相当扎实，有欧颜风骨。而左村邓氏家谱的书写者为邓昇平。邓昇平中过秀才，一笔漂亮的颜体书法在乡试时受人青睐，有“字盖通场”之誉。
踏上石板小拱桥，绕过左村残垣旧壁，看到古村大门两边还残留斑斑墨迹，古屋、祠堂的匾额还有挥之不去的书香余韵。如今，邓家村虽难显昔日荣光，书香门第风光难再，但今日之邓家村文化、娱乐依然还在承接先贤文化古风。现今的邓家村还有两支乐队，有彩调团、有戏班子，有爱好书画的老者。当你不经意走过该村时，或许就有闲散的二胡之音飘入你的耳际，让你留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