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敌人派出重兵对游击队进行搜捕，并于1948年1月和4月，两次发动大规模“围剿”，但由于游击队扎根于群众之中，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发展日益壮大，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3月，傅一屏、邓崇济率领全、灌分队回师全、灌，恢复和创建游击区，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站稳了脚跟。1948年8月底，游击队主力转移到兴、全、灌区，实现“战略”展开，打开了桂北游击战的新局面。
依靠群众 越战越强
11月，阳雄飞从香港分局学习归来，在全州南部欧家拉村开会，传达了分局指示，成立中共桂北地工委，由阳雄飞任书记、全昭毅、陈亮、傅一屏、诸葛鑫任委员，直接领导桂北游击队。为了适应队伍扩大的形势，将游击区分为5个（不久增至6个）相对独立的活动区，建立了5个（后增至6个）地区性部队，另外建立总队部直属主力部队，称“铁流部队”。敌人在这时也加紧了对游击队的搜捕，除重点“围剿”外，还搞什么村、甲联保，强迫农民在路口放哨守卡。但由于游击队已能较熟地动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加之注意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有了群众的支持，敌人采取什么措施，也奈何不了游击队。遍布各地的“农民小组”骨干，还四处开展政治攻势，迫使敌人的村、甲长就范。不少村、甲长迫于形势，只好两面应付。在各路口守卡的农民，不但不卡游击队，还约定暗号，将保安队的行踪通报游击队。所以，游击队始终能够活动自如，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灵川县镇义乡公所离桂林只20多公里，3次被游击队袭击；许多乡公所和保安队据点，都相继被游击队打下。由于游击队的活动日趋活跃，使敌人在广大游击区的“三征”计划成了一纸空文，不但征不到粮食送去内战前线，连当地政府公务员的薪金也无法发放，致使国民党广西第八行署专员陈恩元被迫下台。
为了改变腹背受敌的局面，1949年5月，敌56军军部直属部队及其所属的329师，被调至桂北进行“清剿”。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亲自到灵川、兴安、全州督战。配合军事行动，敌人采用清查户口，登记民枪，成立法庭等手法，对稍有可疑的动辄进行捕杀，说是“使通匪者戒”，敌人大部队的到来，造成了严峻的局势。就在这个时候，华南分局从广东西江纵队抽调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吴腾芳回到桂北游击队，加强领导。地下党广西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李殷丹，经过艰险的旅程，也亲自来到全（州）县枧塘乡桐塘村桂北游击队总队部，视察、指导工作，并召开“桐塘会议”，传达省农工委的指示。会上宣布，任命吴腾芳为桂北地工委书记，阳雄飞为桂北地工委副书记。同时宣布，将已拥有2000多人枪的桂北游击队改名为“桂北人民解放总队”，以湘桂铁路为界，成立两个支队，12个大队。由吴腾芳任总队长兼政委，全昭毅任副总队长，阳雄飞任副政委，傅一屏任参谋长，陈亮任政治部主任。桂北游击队活动在近百万人口的地区，形成了包围桂林市和夹击湘桂走廊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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