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绥署、省府派来了军政督察组，组长是赵壁，还有组员三人（其中一人是全州县党部书记长，另两个是绥署参谋之类，都在疏散时逃跑了），带有专用密码本，可以和绥署、省府直接通报。我认为他们此来，显然含有监视我的意思，否则这个时候还督察些什么。近几个月以来，白崇禧、李品仙一面表示“器重”我，如委我为保安副司令和独立旅长之类；一面又表示不相信我，如周祖晃来全时对我的态度和此次派督察组来全州。因此心里很不愉快。
七、疏散
全州县城居民因败军纪律很坏，且风声紧，怕县城一带会发生战事，从10月上旬已开始自动疏散，至10月底，县城已很少居民，各机关职员多数回家。我在11月上旬也率队迁入所谓“游击根据地”山川。
到山川不久，即接到第四十六军转来周祖晃电报说：“奉延座（白崇禧电报挂号代字）面谕，着该员迅即来桂，面授机宜。”当时，第四十六军尚有军车去桂林，来往桂林的交通工具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我不敢去，因为我在9月间派了国民中学一个林老师（忘记名字）去湖南迎接解放大军，要求照北平傅作义的榜样和平解放。我给了他100元大洋，交代他，如在湖南与解放军接不上头，即去香港找南方局的关系；其次我在入山川前，派了人找游击队进行接洽，但还没回音。还有我把唐修迪等十多个游击队员释放了，因此我怕有人向白崇禧告密。考虑了很久，为个人安全计，始终没有去。
大约在11月中旬（日期已记不清），解放大军已进入全州、兴安，一部要经过山川和资源，我以为是向我攻击，于是只好放弃了所谓“游击根据地”山川，向桐油山方向撤退。
八、和平解放经过
我到桐油山后，派去湖南的林老师回来了。他说，解放军经寨圩时，他见到某师师长和师政委，谈到全州和平解放之事宜。那两位师首长说，他们正在行军中，明天就要出发，可找地方政府的负责同志接洽云云。
我当晚写了一封信，内容是：①如同意和平解放，我将全部队伍的人枪交出。②我自己已不愿再做政治活动，回家自耕自食，请保证我的安全。③跟随我的人，也请保证他们身家性命的安全。④散在县内各处的属于政府的武装力量，我尽可能予以收拾。即派第三大队大队附唐斌超，县府军法承审员唐××（忘记名字）去县城，找中共党的负责同志接洽。
过了两三天，接到胞兄蒋槐生（金屏乡长，在我未去山川以前，已率队向陆绍双同志投降）送来两封信，一封是他自己写的，说在县城遇见唐斌超等，他拿我的信去找邓崇济同志，邓和当时在全州的高级首长研究，同意我率队起义，另一信是包括桂林地委萧一舟书记等十余人写的，都盖了公章私章。信内大意是同意我一切请求，并指定在两三天内将队伍开到桥渡附近集结，以便接收。
我决定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了，但不敢公开宣布，只把我的决心告诉了两个大队长，要他们向部下说，桐油山粮尽，要到山川去就食。我想把部队第一步先拉到山川再作计较，第二天就出发。
到山川露营那天夜晚，消息已经渐渐泄漏了。当晚官兵议论纷纷，彻夜未眠，我生怕发生事变，第二天早晨集合队伍讲了一次话，我的卫士班共有十多人，我除了安慰他们外，还每人发了大洋两元。但到桥渡附近以后，没有人来接收，我只得派人去县城催促。傍晚唐振元同志才来，他要我先去县城，队伍由滕瑞侬暂时掌握，明天再接收。当晚虽枪弹没有什么损失，但人却大部分跑走了。
我到县城后，得到中共党和政府的抚慰和优待。过几天，第十三兵团莫文骅政委到全州，他约我谈话和吃饭。他说：“现在全州县和平解放了，你过去的错误，我们保证不再追问，你不要心存疑虑！”从此，我获得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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