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年间,金山寺开始走向衰落。有断碑记载“国课香灯难济,向各甲典当佛田”,说明当时财力有点不支了;住持也“圆寂归西”,寺院一时没了主心骨,正是伤心时候,“咸丰四年又遭兵匪”,更是雪上加霜。此次“兵匪”是指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升平军(亦称红巾军)邓正高部自灌阳入境,与全州知州苏凤文大战于沛田。同年十一月,邓正高部进攻全州城。“遭兵匪”,可能是寺院遭到了洗劫,或者被兵匪驻扎过,总之,给了伤痕累累的金山寺又一记重拳,加剧了它的衰败。
但在对面黄家的水沟桥下,发现一通大清同治五年的碑刻,是临济正宗第四十世住持的墓碑,能够重新为住持立碑,说明当时寺庙并未完全衰败,还保持着一定的规模。
到了光绪十六年(1890年),西学开始进入全州,有英国基督教徒来全州城设福音堂,办学校。中国的佛教逐渐式微。
众多残碑上记载的“卖本庵廖姓山场”,“卖尔能李家田一坵”,“卖土桥土路六坵三工”,“卖……”,这样崩塌般的衰败,实在令人心悸。虽然这些残碑上找不到具体的年份,但可以推断为光绪时期。越来越多的兵灾、自然灾害和严重的疫情,清廷自身难保,也就无暇顾及寺院了。从断碑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无奈和悲伤。
清末民初,社会经历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政体改变,西学输入越来越多,使出世思想和僧伽制度受到冲击,禅的思想和生活,就是想保持强弩之末,也不那么容易了。据黄家村86岁的黄於龙说,他十多岁去金山寺玩的时候,就已经立了学校,他是在那里读的小学。当时还有一个“三斋公”(和尚),是石塘乡塘背村公所山头村的。他自己种点田地维持生活,住在金山寺的一间小房子里,但后来还是给赶走了。
民国27年8月,民国政府在金山寺创办了县立国民中学,后称之为“国中”,为当时培养了一批教师。民国33年,蒋文度任全州县县长之后,其兄蒋槐生任绍荫乡公所乡长,驻进金山寺。后来将国中排挤走了,又办了高小。解放之后,初期立高小,1958改为金山初中,期间1963-1964年办了两年农中,之后到了九十年代撤并初中的时候,改立小学,直到2005年将学校撤走,随之将中殿拆毁,金山寺就完全被废弃,成了一座荒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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