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4000年）
到目前为止，在湘桂走廊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是桂林附近的洞穴遗址。桂林市南郊 李家塘村庙山南麓的庙岩遗址，发现椭圆 形烧坑1个，人骨2具，出土打制石器40余件，骨 器20余件，蚌器和夹砂陶片数件。经C14年代测定，距今1万~1.5万年。桂林南郊独山角麓的甑皮岩遗址，发现经过长期烧烤的贺 形火塘和储藏杂物的椭圆形灰坑。在文化层中发现密集埋葬的人骨架，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包括石器、骨器、陶片和动物牙齿、骨骼 。埋葬方式采用头顶向上，曲肢蹲坐之势。经C14年代测定，距今7500~9000年，当时的人已会饲养猪，会烧制陶器，这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
在距今7000~4000年前，在湘桂、灌江、漓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山坡上已陆续有人居住。他们用横截而呈长方形的石斧、石锛进行农耕，制造绳纹夹砂陶器，有的聚落人口较多。仅从19 65年~1966年的调查，在灌阳沿灌江流域就有26处，在全州的建江两岸有13处，兴安的漠川 两岸有11处。这些遗址一般前临江、后靠山，附近有广阔的田野和低矮的山陵作依托，既适于农耕，又可就近狩猎和采集，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全州县才湾乡万乡河北岸有1处卢 家桥遗址，保留文化层0.5米，出土石斧、石锛、石刀、石镞、陶纺轮和大量陶片。石器磨 制得相当精致，其三棱石镞，通体磨光，铤呈现圆锥形；石刀、石斧也极光滑圆润。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址在全州县安和乡建江东岸的显文塘也发现1处，出土梯形石锛通体精磨，棱角线十分整齐，左上角有对穿孔，偏身石镞，双面刃，在铤部有对穿孔，很精致。在建江上游 西岸的麻市马路口也采集到长方扁平的穿孔石铖。
灌阳的原始文化遗址以水车乡夏云村附近的五马山遗址为代表，这个遗址因为取土打砖而发现，1977年发掘200平方米，发现圆形灰坑和布局密集的柱洞，说明是当时居住遗址。出土 石器、陶片。石器有的通体磨光，有的只磨刃口，除一般长条形石骨、石锛、石凿之外，还 有石杵、石镞、石球、石环。石斧有的穿孔，石镞有三棱形的，有方柱形的，也有扁叶形的，后部都有铤，是很好的狩猎工具。陶器有的很粗，羼和碎方解石，有的则较细。可辨器形有釜、罐之类，都是侈口溜肩的圆底器。有7件饰竹节纹的泥质灰陶豆把，几件扁平如饼的陶纺轮，有中原内地的文化色彩。
1997年12月在资源县延东乡资江上游的晓锦村也发现1处原始文化遗址，已发现柱洞，采集到大量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矛，陶器有夹砂和泥质两种，有红陶、灰 陶和黑陶，能辨器形有纺轮、鼎足、罐、釜等，部分陶器有红色陶衣，与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类形有相似之处。
二、先秦时期（距今3000~2200年）
在湘桂走廊曾零星发现商周时期的 青铜器。
1977年在兴安出土1件铜卣，盖已失，提梁作陶索形，置于左右脊上，器身两面饰浮雕式兽面纹，器底内有阴到“天父乙”三字铭文。造型、纹饰和铭文风格，都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推测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976年在灌阳县红旗公社仁江大队钟山发现1件铜铙，干上饰乳钉纹和窃曲纹，钲周边饰圈中有小点的圈带纹，杖短而尖，篆间饰勾边雷纹，和湖南出土的有杖大铙十分相似，属南方铜铙发展序列中的晚期类型，年代约当西周早期。在灌阳新街发现1件铜戈，援作三角形，中脊起，断面呈菱形，中脊靠内有圆形穿孔，内作长方形。援两面饰对称的夔凤纹和斜角云 雷纹。这种铜戈和中原西周铜戈属同一类型，也接近四川出土的西周初期蜀式戈。上所见 夔凤纹具有早期楚器的装饰作风，可定为西周时期。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除了零星发现之外，还有随贵族墓葬的成批出土。如恭城县嘉会乡秧家街金堆桥在1971年冬筑路就发现1座春秋时期的墓葬，出土鼎、尊、钟、 戈、戈、铖、剑、镞、斧、凿、柱形器等青铜器33件，包括烹饪器、酒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和葬具等。这些铜器明显的分成两种风格，一种如大鼎、 、尊、钟、戈、铖、凿等，与中原内地春秋时代铜器相同或相似，特别是与楚式铜器接近；另一种如浅腹鼎、靴形铖、短剑、柱形器等，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南北两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的墓葬在灌阳和兴安都曾发现过几处，这些墓葬都是竖穴土坑木椁墓，随葬深腹圜底蹄足鼎，细颈圆腹圜底绳纹罐等陶器。圆首圆茎上有二道凸箍的长铜剑，各方面与湖南的楚墓基本相同，说明楚的势力已深入湘桂走廊。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1件楚杯王时期的鄂 君启金节，这件金节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亲族鄂君启的符节，是一种通行凭证。符节记述了楚国当时的水陆交通主要沿线，其中有“自鄂往……上江、内湘、庚喋，庚阳"句，所谓“上江，内湘，庚喋，庚 阳”，就是沿长江南行，进入湘江，经过喋，经 过兆阳。从行文看，喋和兆阳都是湘江沿岸的城邑关戍所在地的地名。而从方位推断，兆阳很可能就是后来《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零陵郡下的“洮阳”县。郦道元《水经注》说，湘水“又东北过洮阳县东”，说明洮阳在湘水边。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洮阳废县，（全）州北三十五里，汉置县，以洮水经其南而名。”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3幅帛书地图，其中一幅是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图的右下角在县级单位标志的方框内标有“桃阳”二字，而这个方位正好在今全州县西北、湘江西岸，与《水经注》和《读史方舆纪要》所载汉代洮阳县的位置相合。可见桃、洮二字是通假的。由此类推，鄂君启金节上的“兆阳丞印”，看来逃、洮也应与后来的桃阳、逃阳、洮阳相通。既然楚怀王时代 楚国鄂君的舟船可以通过洮阳，说明洮阳已是楚国的城邑关戍所在，附近必定是楚国直接 辖的范围，楚国的版图无疑已向南越过洮阳进入湘江上游，其实际控制地盘当会更远一些。
三、秦汉时期
（一）灵渠
据《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沿水陆五路进攻岭南少 数民族地区。由于岭南山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秦军在进军途中遇到许多困难。越人占有熟悉的地形，殊死抵抗，至使来势汹汹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监御史禄“无以转饷” ，只好“以卒凿渠而粮道”。渠凿成，粮道通，再与越人战，才取得杀西瓯君译于宋的胜利 。秦监史禄所凿之渠就是今之灵渠，亦即兴安运河，它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五岭相隔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灵渠 的主要工程是由铧堤、天平、渠道、秦堤、陡门等部 分组成，由于巧妙的安排，使南来北往的舟船梯山航岭，成为古代一大奇观。
（二）秦城
秦城在兴安县溶江镇北，地当大溶江与灵渠汇合的三角洲上。经过历年调查，秦城遗址还保存4处，一处在马家渡南岸到大园村东北三里；三处在七里圩南端，有一座长方形土城，当 地称为“王城”，一处在通济村和太和堡之间，有一座近于正方形的土城；一处在水街北端，大溶江与灵渠汇合处北面，是又一土城。这几处城墙内外都有大量绳纹板瓦及其残片出土。秦城遗址自宋代以来就有记载，如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溶江小溶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北二十里有险曰严关，群山环之，鸟道微通，不可方轨。此秦城之遗迹也。地势之险，襟喉之会，水草之美，风气之佳，真宿兵之地。据此要地，以临南方，水已出渠，自是可以方舟而下；陆苗出关，自是可以成列而驰。进有建瓴之利势，退有重险之可蟠，宜百越之君委命下史也。”
1993年冬对秦城遗址中的七里圩“王城”进行钻探，发现城内文化堆积除局部地方表面有一 层灰色和灰黑色晚期文化堆积外，全城文化城积主要分两大层。文化堆积中普遍夹红色烧土 色块或碎末及小量草木灰烬。城墙面宽10米，用黄褐色泥土和褐色沙土夯筑而成。城墙夯土保存厚度约3米左右。护城壕环绕城墙一周，距离城墙5米左右，宽度在10~20米之间。壕距现成地面深约2.5米。城北垣偏东钻出城门1座，门道宽7米，长20米。钻出楼橹建筑6处；城拐角4处，北垣1处，东垣1处，都是泥土夯筑。城夯土建遗迹5处，均呈多边形，建筑年代早 晚不一。依据地层关系和钻孔所见文物，推断此城为秦到西汉始建，东汉加筑沿用，应属军 事性的城址。
（三）洮阳故城
在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背的城墙上，旧名改州滩。城址东、南、西三面临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西南有一条小河流入湘江，或称洮水。湘江北岸的陡壁石山地就是洮 阳旧址。洮阳是座山城，依山势而建，平面罄折，作多角形，正中有六边形台面，东西两翼 略低，类似城廊。东、西两边都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内地面散布 大量绳纹简瓦、板瓦，篮纹、席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组合的陶罐、陶残片，都是汉代及其以 前的遗物。城址东北面山坡上有东汉墓，说明此城在东汉以后已逐渐废弃。洮阳在战国时期 是楚国南境的城邑关戍所在，可能早已设县。到汉代则为零陵郡下一个县，《汉书·地理 志》上已有明确记载。《西汉初长沙国地形图》已标出了洮阳县的方位。从长沙、西汉前期 墓出土“洮阳长印”和“逃阳令印”的情况看，大约在文景时期，洮阳已从一个不足万户的 小县（设县长）发展到超过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