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济世的言行录

         雍正七年，雍正皇帝下令对获罪充军流放的官员进行调查，如有安分守己、知罪自新者，可以将功赎罪，如有私自著书、发泄怨愤的，要如实上报。
　　   如果谢济世充军之后，吸取教训，只写一些《西北域记》的文章，虽然借喻讽隐，谅也不会惹出大祸，但这位老先生却“窜逐后志益坚，学益进，文益奇诡不测”，把笔端指向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理学，而又不拘泥于程朱理学。《广西一览》称他：“致力讲学，能持独立精神，为学术界、思想界的急先锋。”清雍乾年间，文网森严。谢济世因著书惹祸，终于成为清初文字狱的受害者。
　　  事因负责管理谢济世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接到圣旨，邀功心切，对谢济世落井下石，派人搜查谢的居所，得所注古本《大学注》一书，便上报朝廷，说谢济世“诽谤程朱”。
　　  宋代程颢、程颐兄弟以及弟子朱熹所创立的理学，以宣传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成为南宋以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清顺治以下均尊奉孔子，推崇朱熹，康熙又以朱熹配享孑L庙。从此，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成了士子的必读书和考试的标准答案。谢济世注释《大学》，不用朱熹的定本，而采用《礼记》古本，并不同意程朱的某些观点。这还了得，雍正接到举报，大为震怒。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经过仔细审阅，发现书中有“见贤不能举”两节，写有“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词句，认为谢济世是借题发挥，有意攻击自己，发泄对充军的“怨望”。他亲自写下朱批驳斥：“朕观望谢济世所著之书，意思不在诽谤程朱，而是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又声明自己一贯对“拒谏饰非”有所警惕，而谢济世说的并非所谓的“谏”，实是“排挤倾陷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他在朱批中以严厉的口吻提出四个质问：“试问谢济世，数年来伊敷陈者何事?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能指出一二事乎?”
　　  雍正的责问似乎理直气壮，但试想：一位当御史不到十天就被充军的罪人，又怎能有机会敷陈何事?何所进谏?又岂敢如实回答!
　　  雍正皇帝认为“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却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是可恶”，令交刑部议罪。十月，谢济世入狱。是为他一生中第二次入狱。他在狱中“欲自毙，绝粒五日”，并被迫承认“昔年弹劾田文镜，出于李绂授意”。是年，李绂也入狱。
　　    锡保又劾奏与谢济世一道充军阿尔泰的广西灌阳人陆生楠著有《通鉴论》，文中“诽议时政”。
　　   与谢济世一同被劾的陆生楠，字公荣，康熙四十四年中第七名举人。灌阳与全州毗邻，有书说他俩青年时便是好友。陆生楠以举人出身，先选为江南吴县知县，后改授工部主事。按惯例，由知县升为主事，除非成绩卓异，或历俸多年，才能补升此职。陆生楠新出仕就得此职，应该说深得雍正信任。但雍正皇帝在查阅他的履历奏折时，发现“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引见时便用他奏折中的话语来责问他，陆生楠则“皆默然不能对”。于是，雍正便将他改为主事试用。用雍正自己的话来说：“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学习，以冀悛改也。”在试用期满实授主事引见时，因陆生楠“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雍正便认为他“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便将陆生楠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一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