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对谢济世的《大学注》了解，就可知道这是一次臣子与皇帝的联合诬告。谢济世的学问倾向于古典，对后来经过满人篡改过的儒家经典在心上很不舒服，其所著述大都以原始材料为根据，然后借题发挥，却不理儒家宗旨。清代的文字狱是绝对不能有这样的自由学者存在的，所以，他才被陪斩。雍正去世后，乾隆即位，其政治思路由严厉变宽大，并向天下人诏开言路。在诸多上疏中，乾隆看到了一篇题为《论开言路疏》的文章，署名是西北边疆的伯大臣钦拜，乾隆认为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但却认为钦拜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不久后，西北的平郡王到京觐见乾隆。乾隆问他那篇文章的来历，这位王以实相告，说是谢济世代写的。乾隆皇帝笑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谢济世由此得以被召回京，任为江南道御史。
仍旧是御史，他的命运在直线延伸。谢济世并非是顽固的知识分子，只是对学问有自己的思想，使他不轻易对自己的思想有所变更。回到京城后，他又将所撰《大学注》、《中庸疏》向乾隆进上，并表白：他注释《大学》，"遵古本不遵程朱"，希望能够得以在全国发行。乾隆看了他的作品，觉得与朝廷的意识心态有所抵触，立即责以"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将书发还，但并没有治他的罪。
谢济世并没有意识到皇帝态度的温和事实上是一种未显的危机。他于乾隆二年（1737年）五月二十四日，又上了《遵旨陈言疏》，在上书中，他批评朝廷办事无定章，政策朝令夕改。乾隆皇帝大为不满，但还是逐条进行了批驳。批驳后，想严加惩处，但思来想去，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没有将他问罪，可也警告了他，对朝廷政事方面的批评要过于谨慎。
第二年，谢济世突然请求外放，据他的理由是想照顾年迈的老母，朝廷特授他湖南粮储道。做了地方官后，谢济世老实了几年。可三年后，厄运再一次眷顾了他。乾隆六年（1741年），他的小儿子误认为父亲自注的《周易》、《中庸》等书稿已经被朝廷认可，就在湖南付印。有人看到了他的这两本书，就诬告他说，这两本书实在是"离经叛道"，与国家提倡的程、朱思想完全不合。
谢济世被调查，结果是书被焚毁，而他自己却因为乾隆的格外开恩而未被定罪。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命运注定将坎坷不平。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七年（1742年）秋天，谢济世在长沙查知衡阳知县李澎、善化（今属长沙）知县樊德贻违反朝廷规定向当地加重征粮。于是，乾隆八年（1743年）正月，他给湖南巡抚许容写了一份上告信，见许容没有任何答复，他又亲自见了许容，当场揭发两知县的劣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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