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秀峰书院“飞云五子”：俞廷举

      俞廷举，字介夫，号石村，广西全州才湾人，诗人，历史学家，医学家，风水大师(形势宗)，桂林秀峰书院“飞云五子”之一。乾隆戊子（1768年）举人，四川定水县知县。俞廷举生当乾嘉之际，由于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曾一度热衷于科举功名，乾隆癸未(公元1763年)被送入桂林秀峰书院读书，与当时的同学朱芬谷、朱野塘、沈北溟、朱桂水号“飞云五子”。乾隆戊子(公元1768年)中举人后，正想赴京会试，船已买好，却遇弟病，遂“重手足而薄功名”，携弟养病而止。为此，左方海在《一园文集序》中对此事感叹道：“今天下士，不难有才，而难有品，才品兼优，尤为难见。”弟病未好，廷举自己又病，且一病八年，“床头药物朝夕相伴”，直到30岁出头，才两赴会试，但命运不佳，“文虽绝妙，未获朱衣点头。”后来被推荐才到四川省当了一名县令(一说为营山县令，一说为定水县令，待考)。时已三十有六。
      他对地方修史工作的求实态度，以实为本。
　　他在辞去定水县令以后，由于文品兼优，被委任为《四川通志》的纂修官。为了使修志“务求实在，不可虚浮”，他致信给总裁——当时的四川观察沈清任，阐明自己对修史的立场观点、方法步骤，全文洋洋洒洒，痛斥修志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可谓一针见血。故笔者不得不大书而特书，以飨当今修史者及读者。
　　首先，他认为修史应以人为本。他以元代揭奚斯修宋、辽、金三史为例：丞相问其修史以何为本?揭奚斯答：“用人为本。”俞廷举认为，修史“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正心术为第一”。
　　第二，他坚决反对以本地人修本地志。认为以本地人修本地志，断乎不可。自己的祖父弟兄家庭独详，他人皆遗而略，大拂人心。人谓某姓家谱；凡相好亲友，不论污吏铜臭亦皆立传；至于节妇非钱不载，全以利言。修志要另聘外省以及别州县有人品学问者，秉公认真，不许徇私；如无其人，地方官贤者即令自己认真纂修。
　　第三，在选择入史人物上，他认为，庸恶陋劣虽大员显宦不录，不可以其人显贵而附之。在具体操作上，他认为一切人物立传之后，即大张告示，开单示众，众服者始令人载，否则删去，以免假伪；其前已修而未公者，即令众人从直指出，登时更正，倘有徇私负国不服者，允许众人来局呈明，以便核其是非邪正，罚令重修。
　　第四，在文字上，传宜简而不宜繁，事宜实不宜虚，如一人为官而祖父三代皆为立传，众人捐资而一家独自修谱，是岂有此理!若有才学者，是非公私，__望自知，何难指摘改正，岂可听其如是。今州县尤择有人品学问者，为之主持公道，维持名教，认真采访，不许遗漏，不许徇私，不许潦草；如有，唯各州县是问。
　　俞廷举关于修史的论述，在情在理，于世大有裨益，可惜乾隆以下的全州县志均未收载，而只选录他的《秦良玉传》。
　　俞廷举秉性刚直，不阿上司，稍不如意，“便乞五柳之还”，在官仅10年，便辞官归田。回乡后，“终日不以饮酒弈棋为乐，而以著书立说为任”。
　　左方海称“全州水土坚厚，地气刚劲”。纵观俞廷举的一生，官场政绩似乎不大，主要原因是他刚直耿介的性格、不合时宜的观点影响到他的仕途。而他的文章却写得文气纵横跌宕，原因之一是他抱定“人生天地间，富贵功名天能限之，诗文著作天不能限之。吾人啸歌一室，得数寸书垂之人间，听人取舍，未始非人生之一幸。”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观，使他甘于淡泊，急流勇退，不为名利所动。原因之二是他怀才不遇，发乎于情。朱桂水说俞廷举“因不遇而其诗因此而愈工。然而天地间情之所钟，发于不已。当穷愁困苦之时，呼天不应，叫地无声，问之父母不能答，问之兄弟不能对，问之宗族乡党朋友而皆不能言，斯时才搔首抑郁，正万难可解者也惟有一笔墨于此。”——是可谓“盐车神骏未遇伯乐”而发以长鸣也!
《蒋文定公湘皋集》四十卷（明蒋冕撰　俞廷举辑）、《一园文集》、《金台医话》(中国医籍)、《静远楼诗集》、《四川通志》等。
　　其中，《一园文集》曾在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刻印，1935年又重刊，但仅印百余本。2001年再刊。